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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观点认为崇祯聪慧、勤政、节俭，只是大明经他那不理朝政的祖父和爱玩木工的皇兄半个世纪的折腾已经病入膏肓了，生不逢时的崇祯被迫成为了亡国的“背锅侠”。
一个大一统皇朝的覆灭，并不是某个人主观就能决定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历任末代皇帝其实都是“背锅侠”，最多只能说他们“加速”了这个过程。决定这个“加速度”的，是他们的能力和初始条件。
(资料图片)
而崇祯则是历任末代皇帝中初始条件最好的。
首先，崇祯17岁称帝，主政的十几年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既不会因年龄太小、心智不足，而难以处理朝政；也不会因精力、心力不济，而无法承担高强度的政务。
作为反例，西汉平帝9岁登基，心智上就无法成为独立的皇帝。3岁登基的末代皇帝溥仪更惨，6岁亡国时别说看不懂《清帝逊位诏书》，连皇帝是什么都还没搞清楚。即便是乾隆这种手腕、能力非同一般的君主，到了晚期还不是因精力不足而坐视皇朝糜烂。
其次，崇祯登基时大明虽已恶疾缠身，但是和其它皇朝相比真不是一片末世景象。
关外的后金，由于努尔哈赤的病逝，以及他在生命最后几年莫名其妙的折腾“非我族类全部杀光”。后金不仅内部矛盾重重，高层的分裂争权也非常激烈，没有余力威胁明朝。
明朝不仅防线稳中有进（重新推回锦州一线），还在后金腹地开辟了大片游击区（毛文龙部）并收复辽南大片领土（袁可立部）。明朝对后金呈三线包夹的态势，这也是后金战略上最为被动的时期。
至于关内，我们所熟知的流民大起义还未全面爆发。李自成尚在银川当驿卒，张献忠则在老家做着无业游民，第一代“闯王”高迎祥还处于小打小闹阶段。
作为对比，南宋末期北方蒙古不仅大兵压境，也正逢其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打遍欧亚无敌手。不仅末帝赵昺无法抵挡，他的父皇宋度宗也一样无能为力。
而唐朝经过“黄巢之乱”，就已被折腾的气息全无，皇帝和朝廷无权、无兵、无钱。不要说唐哀帝，连他的前任唐昭宗李晔和唐僖宗李儇，也只能坐看皇朝走向覆灭。
第三，崇祯接管皇朝时，大明不仅保持完整而且关内各地仍效忠明廷。
撇开权臣曹操不说，汉献帝也清楚朝廷的号令难出都城，皇朝早已被众割据势力拆分。唐末的朝廷别说号令众节度使，还得主动讨好他们。不然他们一旦断了供给，朝廷吃饭都是问题。
大明直至崇祯自缢前一年，不论朝廷的管理指挥水平如何，至少还能有效组织和调动皇朝各地的兵马和资源。不然朝廷无法加征三饷，而且加征的税银也收不到朝廷手中。
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崇祯是各朝末代皇帝中少有的还握有实权的皇帝。
两汉的王莽和曹操、唐朝的朱温等，让皇帝们即便有心也无力挽救自己的皇朝，首先得制服这些权臣吧？清末时就算溥仪壮年登基，他能号令各省督抚和北洋的军头么？
而被大明推翻的蒙元更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元末天下反声一片，元顺帝却无法指挥平叛。不是皇朝无兵，是皇帝得先等众权臣们（勃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王保保等），争出个高下座次来。由于权臣们斗得太酣，无人关心皇帝和朝廷，元顺帝居然要靠南方的反贼（张士诚、方国珍等）接济度日。
朱元璋大举北伐时，王保保正在陕甘一带和李思齐、张良弼等争地盘。众军阀完全无视顺帝的勤王诏令，让率军北伐的徐达轻松攻破元大都。
而崇祯从登基的第一天就实际握有皇权，不然他凭什么推倒魏忠贤和阉党？真正的朝堂斗争不是穿越小说，靠嘴皮子就能怼翻权阉。穿越成汉质帝，光靠不吃饼是无法在梁冀手下活命的。权力和实力，才是皇帝们真正的保障。
崇祯在他御宇的十七年里，杀巡抚十一人、总督七人，换十一任刑部尚书、十七任兵部尚书，累计召五十人入阁（明朝大学士一共才一百六十几人）。后期群雄四起的时候，也有一天连杀三十三官员的记录。
（崇祯十二年）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
《明史·卷二十四》
即便是到了皇朝的最后，崇祯不仅能强令七省总督孙传庭出潼关追剿李自成，也可以召吴三桂放弃宁远入关勤王。这些和聪慧、勤政、手段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朝廷和皇帝尚有实权的表现。
除此之外，朝廷也不是充斥无能小人和废物。像袁可立、袁崇焕、孙承宗、毛文龙、洪承畴、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曹文诏等等，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
综上可以看出，崇祯的初始条件相当不错。按理说不仅可以延缓皇朝的覆灭，甚至有机会止住颓势中兴皇朝。例如孤儿寡母的慈禧和同治，在太平天国和列强的双线夹击下，不仅挺了下来，还弄出了“同治中兴”。
然而明朝在崇祯的统御下，仅十七年就彻底完蛋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如果说性格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皇帝的性格也可以决定一个皇朝的命运。
崇祯的一大性格缺点就是刚愎自用。刚登基时他看魏忠贤不顺眼，剿灭了阉党。后来又看东林不顺眼，又把东林整体性的逐出了朝堂（这是东林大量聚集南京的原因）。再后来，看谁不顺眼就送谁进牢房或刑场。
崇祯的目的很清晰，组建“一言堂”。但崇祯忽略一个问题，前任皇帝们为什么不这么干，他们难道不想“惟以一人治天下”么？
明朝虽然废除丞相，实现了空前的皇帝集权。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皇帝没有精力和能力去有效处理庞杂的朝政，更别说监管政务的执行了。换句话说皇帝无法有效行驶他的皇权，因此皇帝们必须分权，找其他人来帮忙。
但是有效监管这些官员，同样是皇帝精力和能力难以实现的。所以明朝的皇帝们，就需要分权给不同派系，让他们互相掣肘。这也是明朝宦官与文官争权、文官党争的根源。在我们眼里是内耗，对于皇权和皇帝来说却是平衡和稳定。
明亡后，有人替崇祯谣言“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并不是说魏公公有什么惊天才干，而是指朝堂各势力形成制衡后才便于皇帝施政。
只是崇祯认为自己一个人就能控制宦官、文官、军队和整个皇朝，结果却是越搞越乱，进而导致他无法有效施政。然而到死他也不认为这里面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才会说“诸臣误我”。
明朝为了保障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将军队分划为一个个军镇，分属不同的督抚管辖。督抚之上并未设立一个可以统筹指挥的机构（例如明初的大都督府），各督抚直属皇帝调遣、指挥。
中前期面对皇朝内部规模不大的叛乱，这种模式没啥问题。但面对明末那种波及大半个皇朝的大起义时，这种模式不仅让前线统帅无法协调指挥参战的各部明军，也让统帅无法有效使用战区资源（督抚不能跨省管辖府县）。
崇祯知道这个问题，不然他不会扩大督师的管辖范围（从三省增到七省），但他并不愿意彻底解决问题。不但不愿意进一步放权，还通过空降监军的方式来限制督抚和将领。而指挥不畅，一直是明军难以剿平流民军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军事才能一般的崇祯还喜欢直接下旨干涉前线统帅的决策。
围剿流民军的关键时刻，急召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入京勤王，白送流民军喘息机会。松锦会战中，当皇太极快被拖死时，他传旨要求洪承畴出击。在孙传庭考虑怎么固守陕西时，他又令孙传庭出关剿平李闯 ……
不仅换来一次次的惨败，也让明朝愈发没有希望了。
而崇祯又特别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皇帝不愿意担责，那么其麾下的统帅们就只能以死谢罪了。自袁崇焕被千刀万剐后，卢象升、杨嗣昌(绝食自杀)、孙传庭等人也相继因此而死。其他旁观者怎么可能不寒心，谁又愿意再站出来？
最后明朝末期，对于朝廷最急迫的问题不是官僚队伍臃肿、朝堂党争、官吏腐败、宗藩膨胀等等，而是没钱。
朝廷可收钱的对象实际就两个，平民和官绅勋贵。那么缺钱时，是加大对平民的盘剥还是加大对官绅勋贵的征收？
增大平民的赋税，对皇帝来说阻力最小。
首先，除了极少数真正忧国忧民的人之外，绝大部分官绅勋贵们不反对。其次，虽然平民被逼急了会造反，但是组织能力上的先天缺陷，决定了他们很难对朝廷形成真正威胁。
只要官绅们不参与，朝廷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担心。而且平民造反不仅年年都有，多的时候一年数次，朝廷也早就习以为常。
但是平民本就穷，即便不考虑他们的吃饭问题，可加征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所以这种方式只适合财政缺口不大且不急的时候，讲究“细水长流”。
加大对官绅勋贵的征收，虽然来钱多且快，但是皇帝得冒险。
因为被搜刮的对象是皇帝统御皇朝的基础，对他们的伤害实际也是在伤害皇权本身。而且他们拥有很强的组织、号召能力，真逼急了造反那就不是平民可比的了。因此需要皇帝有魄力、敢于担责、敢拼。
所以这种方式更适合财政缺口大而且急的时候，先弄到钱活下去再说。而明末面对后金和流民军的两线包夹，明廷的财政缺口大且急，崇祯的选择是向平民加征。
其结果是朝廷的财政缺口未被堵上，明朝还落入了加征、平民造反、军费增大、继续加征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偌大一个皇朝被迅速耗死。
那么崇祯到底是生不逢时的“背锅侠”，还是明朝覆灭的“加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