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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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品钦

托马斯·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 Jr.，1937——），全名托马斯·鲁格斯·品钦。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

1937年5月8日，托马斯·品钦出生于美国长岛，曾于美国海军服役两年，1957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后在波音公司担任技术作家。1960年起开始着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V.》，其主要作品有《拍卖第49批》、《万有引力之虹》、《梅森和迪克逊》等，曾获得福克纳文学奖 、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

该小说抛出悬念，德军正在制造一种威力巨大的火箭，盟军一方的官员与科学家，竭尽全力试图找到火箭基地。几乎所有出场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中，但依然没有结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部奇书《V.》进入了美国读者的视野。此书以神秘荒诞的文采、奇崛诡异的构思、包罗万象的叙述、深涵哲理的隐喻在美国文坛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之后，《V.》就赢得了“福克纳基金最佳处女作奖”。然而，媒体与公众却对其作者托马斯·品钦的信息知之甚微。没有作者介绍、没有照片，甚至连一点有关作者的说明都没有。世人的好奇心陡起，托马斯·品钦何许人也？

《纽约时报书评》中，一篇对《V .》的评论，将品钦描述为一名住在墨西哥的隐士，从而引发了媒体对品钦将近半个世纪的追逐。然而媒体的追踪并没有得到品钦的半点儿回应。有的杂志刊登了这样的标题——托马斯·品钦，不管你在哪里，显身吧！《纽约时报》也刊载了致品钦的公开信：“亲爱的托马斯·品钦，难道你不想读对你小说的首批评论吗？”不过媒体的威逼利诱都是徒劳之举，还是没有得到关于品钦的任何个人信息。

1966年，有一部署名托马斯·品钦的小说出版了，就是《拍卖第49批》。风格和《V.》一样怪异、一样神秘、其文学成就也同样惹人瞩目。该书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具有更强的可读性，许多普通读者正是通过这部作品，才了解到托马斯·品钦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和幽默的风格。这部小说虽然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但它从各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使其成为二战后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拍卖第49批》于1967年获美国全国艺术与文学院的罗森塔尔基金奖。

随着《V.》和《拍卖第49批》的相继成功，人们对品钦的好奇心更甚。然而不管媒体如何追逐，品钦依然我行我素，除作品之外，不留给公众任何个人信息。后来有人在《Soho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声称托马斯·品钦实际上是另一位隐士作家J.D.塞林格的另一个笔名，而品钦对这一说法的回应也十分简单：“不坏，继续努力。”从那以后，品钦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再无半点消息。

数年沉寂后，品钦又一次轰动了美国文坛。1973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万有引力之虹》。如果说，前几次作品造成的是轰动，那这一部小说的出版，可以说在美国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地震。有批评家宣称这部小说完全改变了小说的形式。《万有引力之虹》长达887页，是一部令人头晕目眩的后现代小说。小说场景变换了七十多个；人物有四百多个，包括盟军和轴心国的将军、士兵、科学家、政治家、特工、妓女乃至非洲土人；使用的语言包括英、法、德、西班牙、拉丁和意大利语等；故事发生地遍及欧、美、亚、非各大洲；情节纷繁离奇，如梦如幻，支离破碎；内容涉及火箭工程、现代物理、高等数学、弹道学、性心理学、化学、音乐、电影等等五花八门。

著名批评家爱德华·孟德尔逊把《万有引力之虹》、《堂吉诃德》、《浮士德博士》、《尤利西斯》《白鲸》等著作并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叙述作品”。《万有引力之虹》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有人称该小说为“20世纪后五十年最伟大的英语小说”，堪比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万有引力之虹》问世的第二年，该小说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然而读者们一直渴望能见到庐山真面目的作者，并未出现在颁奖典礼上。维京出版社安排了一位名叫欧文·高里教授的喜剧演员为他出面颁奖，并发表了获奖演说。当那些希望在领奖时一堵品钦风采的人们，发现站在领奖台上侃侃而谈、装模作样的人其实不是品钦时，真是哭笑不得。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当那名替身演员讲话快结束时，碰巧有一名裸奔者跑入会场，使得颁奖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同年，在小说评审团一致推荐下，《万有引力之虹》获普利策奖提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最后普利策奖委员会否决了提名，因为委员会中有人认为该书无法卒读，浮夸至极，滥用笔墨，且有些地方伤风败俗。结果该年度普利策奖空缺，没有授奖，这是在普利策奖授奖历史上唯一的一次。

1975年，《万有引力之虹》获美国艺术文学院的豪威尔斯文学艺术奖，但是品钦拒绝了这一奖项，他在给评奖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豪威尔斯奖是一种巨大的荣誉。再说，奖章是金质的，也有利于保值，但是我不想要这个奖章。请不要把我所不欲的东西强加于我，这不仅会使艺术文学院有专断之嫌，而且还会使我承担无礼之名。我深知我的言行，也许更加君子一些，但是说不的方法似乎只有一种，那就是：不！

1960年，品钦刚踏入美国文坛时，坎迪达·多纳迪奥就成了他的文学代理人，替他处理作品的出版等事宜，他们的合作持续了二十多年，于1982年结束。1983年品钦有了新的文学代理人，也就是后来成为品钦夫人的梅勒妮·杰克逊。1986年多纳迪奥把品钦写给她的120多封信件以四万五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私人收藏家卡特·伯顿。这些从1963年到1982年的信件，涵盖了作家最有创造力、最多产的时期。

1996年，收藏家伯顿去世，伯顿的家人将伯顿收藏的这批信件捐赠给了纽约的摩根图书馆。摩根图书馆最初允许学者们阅览这些信件，而且1998年3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还刊登了信件中的选段。但在品钦的强烈要求下，伯顿家族和摩根图书馆同意，在品钦的有生之年不公开这些信件。品钦维护个人隐私的行为，引发了许多关于他的离奇传说和谣言，有人声称他和寄邮包炸弹的恐怖分子有关，甚至有人把他和911恐怖袭击联系了起来。2003年，品钦为奥威尔再版的小说《1984》写了一篇序，表明自己对集权主义的憎恶。但坚持不跟媒体见面。

托马斯·品钦的种种事例表明，他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隐士，同时也是个声名显赫的国际型作家。其人行事，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真有水镜飞雕，空中野马之态。类似的派头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真是见也见不到了，于是翻翻古书，期望从中看见哪怕一点点这样的雄姿，虽然例子不可胜数，但却无法并举，大失人望。为何？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度，并不像美国这般年轻。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战争史。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人命处于危殆中时，大概是很难出现什么思想巨灵的。当文学史翻到战乱频仍的年代时，满纸字句真是暗淡无光。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状态是这样：王朝不停更迭，疆域不断改变，战争无休无止，灾难永远降临在百姓头上。北部中国很长时间数次沦于异族统治之下，胡马铁骑，剽劫残掠，关洛化为废墟，黎民呻吟喘息。而南部中国，很长时间不止一次地成为上层达贵们的避难之壤，他们和当地士族结合，统治着半壁江山，根本没有收复失地，还我神州的打算。王公贵族，世家门阀，将帅统领，地方牧守，忙于争权夺位，分封割据，互相厮杀，争夺不已。到了头号纯隐士，大诗人陶渊明崭露头角的时候，王业依旧偏安，北伐亦是空谷遗音。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人怨声载道，百姓怨命，怨世道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两者都是时势使然，主要还是怨命。知识分子怨天，其实也是怨命，就是一些时事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是人心不古才时事日非的，这也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了。于是他们说人心不古是因为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论。而他们把贤者不在位的原因归咎于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知识分子比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可享，却不至于吃着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了，自然就管不着人家死活和天下兴亡了。于是百姓怨天尤人而忍下去，知识分子怨天尤人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了现状，让统治者稳坐江山。这就是中国历代大部分知识分子成为隐士的心态及缘由之一。

此外，中国历史上隐士虽多，但大都不安分，虽身隐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终南山里隐居，躺在摇椅上，烹茶煮酒，倾觞而赋，作逍遥状，可是仍然忍不住引颈眺望八水环绕的长安城，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指手画脚，指点江山。我们现在把这种隐称为假隐，其实质是以隐求显，以守为攻，以退为进，而这种兜售推销自己的手段，不过是今天典型的人格营销而已。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隐士文化，其实是仕途文化的流变，名为隐逸，实为变相的政治。所谓“用行舍藏”为原则的隐者，也不过是儒家思想的守护者。说到底，中国的隐逸文化，其实是中国社会官本位特质的一种表现。隐逸和仕进不过是中国官本位文化的一体两面而已。当然，这是就主流而言，属意于修行悟道的纯隐者不是没有，但那是支脉，不入正统。

西方的隐士文化却迥乎不同，其主流是出世和属灵，与政治和官场很少有瓜葛，倒是跟宗教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隐逸文化是入世的，人性的；西方隐逸文化是出世的，神性的。中国隐士时刻萦怀的是在仕途上的得失利害，或等待，或企慕，或愤懑，或鄙弃，或失望，或幻灭；西方隐士刻意寻求的是在灵性上的超越提升，或读经，或祈祷，或戒斋，或忏悔，或自苦，或冥想。中国隐士所求于隐逸的，或是为今后复出官场获得精神上的准备，或是为仕进中的挫折失意获得精神上的补偿；而西方隐士所求于隐居的，则是战胜罪恶的人欲，获得灵魂的净化以博取神的眷顾。中国称隐士生活为隐逸，一个逸字道尽其中奥妙。

简单回顾品钦家族的历史可以看出，品钦出生于上流社会，在殖民地时期便有着显赫的地位。但是当时的威廉·品钦却写出了与上流社会思想格格不入的书，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清教文化的质疑，结果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托马斯·品钦似乎继承了其先祖身上的这一特点，他虽然出生于中产阶级，却表现出了对美国下层社会和边缘群体的关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品钦担当起了社会良心的责任，对美国文化进行着批判性的反思。

由此想到同样是生于豪门的中国古代文人谢灵运。他一出生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及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成年后，袭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极其优渥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自由不羁、放任奢豪的性格。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显则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宋书`本传》里写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宋书`五行志》说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资治通鉴`宋纪四》记载他“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勇敢来说，要是生在今天的话，也许会成为皮尔·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满足于这种阔绰的生活，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文人的神经，就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悒”，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他甚至插手政权的最高层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回顾其生平，从出仕东晋，任性妄为，到结仇太守，一路折腾，一直到最后的广州弃市，头颅落地为止。

一中一西，一古一今，足以让我们看到两边隐士文化的特质。即便是作为隐士般的写作者，终究要用作品说话没错，但不是弃绝人寰、厌世恶生，也不是断欲绝情，心如槁木，而是如托马斯·品钦一般，心中充满美好的希望与崇高的追求，不顾幽深渺远，去不辞辛劳地探寻；谢灵运作为一个忽隐忽显的文人，如果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写他的山水诗，当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把头玩掉的地步，还要被我们这些后人当做文学烧包哂之。无论如何，中国这边，我们再也回不到像陶渊明那种纯隐士，西方那边，也回不到那种严酷压抑自己追求安乐天性的古隐士的原点去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尾说：“只有我们醒来的那天，黎明才是黎明。黎明到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多，太阳只是早晨的一颗星。”也许，我们只有望着瓦尔登湖湛清的湖水时，才会突然领悟到，人只有融入自然，与自然合一才会显示出自己的伟大，天人合一的理想才能够激发出我们的真情。

资料来源：

《美国文化的反思者》 孙万军

《猗兰之思》 孙慕天

《李国文杂文》

《宋书》 沈约（南朝 梁）

《资治通鉴》 司马光（北宋）